延安时期党在经济建设中
领导质量工作述论冯军
本文发表于《中国质量技术监督》年11期
摘要
延安时期，党将质量工作逐步上升到经济工作的重要层面，出台积极的质量工作政策，体现出质量要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质量工作在党领导下的历史传承、以技术支撑生产和质量提升、依靠群众改善生产和管理等特点。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出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推进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共产党党史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边区第一位的工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党领导经济斗争，保障边区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成为当时重要任务。中央层面，设立了财政经济部、财政经济委员会、生产运动委员会等部门主抓经济工作；军队层面，设立军工局负责军工产品的生产；边区政府层面，建设厅主要负责农、林、畜牧、工业、商业、矿业之计划、管理、监督、保护、奖进事项等。党在抓经济工作中，一直重视数量和质量的协调统一。一、党领导经济建设的阶段划分延安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经济侵略，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大批进步青年和海外侨胞涌入，非生产性人口增加，对边区经济造成很大压力。面对边区落后的经济现实和困境，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也由“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转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着眼党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从组织大规模生产角度，延安时期经济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动员起步阶段（年-年）。抗战以来，我们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年12月8日，毛泽东在给后方干部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就预见到边区可能会发生财政和经济困难，讲到“来一个大动员，我们几万人大家来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后来，他又在抗日军政大学等场合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社论，提出“把生产运动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林伯渠在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扩大生产运动”的7项具体措施[]。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2月4日陕甘宁边区党委、政府、抗敌会、保安司令部发出《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后陆续出台《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等文件，12月印发《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年底八路军第旅进驻南泥湾，成为“发展经济的前锋”。毛泽东也总结说，这是我们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三个整年，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二）提高产量阶段（年-年）。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纲领），对经济建设作了具体部署。与之前的《中共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年8月15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年4月4日颁布）相比，五一纲领在经济政策上更加全面，提出农业、土地、工商、劳动、税收、金融、劳资关系、投资、自由贸易等方面更为具体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初具雏形。《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提出，继续开展边区的经济建设，以便在长期抗战中保证抗日部队的供给，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要求。边区的经济法规80%以上都颁布于皖南事变之后这一时期。[]经过这一阶段，食粮在三一年（年）还全部取之于民，三二年（年）以后开始自给一部分，百分之十五、三十至四十不等。（三）量质并重阶段（年-年）。基本解决数量的供给后，党对质量工作逐步重视起来。一是质量要求上升到经济工作的重要层面。党和边区的经济政策中对质量的要求明显增多，从个别字词逐步增多到成句、成段和系统性要求。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建设最高任务。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讲了10方面问题，其中大篇幅谈发展边区工业，要求“逐步发展民间手工纺织业，扩大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就是边区的极重要任务”“提高盐产质量，以利广销。”刘少奇指出，“要出的成品是供给广大群众用的，如只追求数量不管质量的好坏，这就是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洛甫（张闻天）提出“亦应用尽一切方法保证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完成政府定货计划”[]。边区工业的发展要求，不仅体现在量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质的改进上。二是改进质量成为边区职工的自觉行动。边区职工代表提出倡议，“切实提高产品的质量，要认识质的提高，也就是量的增加，质量是第一位；只图数量不求质量的粗制滥造倾向，必须严格地加以纠正。”[]边区总工会总结的模范工人的7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党和工会也转变到团结职工在厂长周围，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奋斗，一些过去工厂党和工会不过问生产只管党务与工会生活的错误作法，而以保证生产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了。各行各业已经从保证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努力减低成本，节约原料，保证供给。分析延安时期我们党逐步加强对质量工作的重视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产品数量得到一定的满足后，对质量的要求随之就提到紧迫的需求上来，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质量管理发展规律。二是工厂和手工业作坊数量逐渐增多，工业标准化生产逐步推行，质量评价有更多的标准和依据。三是不断发生的质量问题引起重视。在追求产量阶段，边区工业只注重生产和供给问题，忽视了工厂管理，“导致了公营工厂产品成本高，资源浪费，亏本经营”。年3月边区建设厅召开的工厂厂长联席会议开了一个月，主要讨论产品质量、供销、开展赵占魁运动及厉行节约、消灭浪费等问题。会上，朱德在分析质量上的缺陷后指出，工厂必须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厉行节约。二、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强化质量工作的特点及分析（一）注重质量要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党对质量的要求逐步深化，并且这一过程与当时的物质供给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分析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参议会的全部4次工作报告，可以看出从追求产量到重视质量的轨迹。年1月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林伯渠在工作报告中谈到经济建设，主要是从“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角度出发。本届参议会通过12件重要提案，涉及经济的2件，分别为“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和“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年11月第二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提出“保障部队物质供给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中心一环，是发展生产，繁荣贸易，大量运盐和稳定金融。”本次参议会收到经建提案79件（含未编号的），涉及改进生产、提高质量的8件，其中包括“请提高边区工业品质量案”“改进农林园艺之种植法，增加生产案”“请政府统一边区度量衡案”等。年11月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边区政府对“偏重数量（如开荒、锄草等）不讲求精耕细作的倾向”作了批评，要求“今后必须努力纠正这种倾向，普遍倡行精耕细作，以提高质量。”“工业方面也存在着重量不重质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从精通业务、加强管理与提高技术等方面，给以有效的改进。”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提出“努力改进农作法与农业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工业的关键在于资本与技术。”由经济建设的目标要求和部署重点的变化看，边区政府对产量和质量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再以军工产品生产为例。在长期的抗战中，保证抗日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物质供给，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年10月22日，毛泽东、张国焘、肖劲光就关于增设兵工厂事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亦好。”年3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军事工业局，管理兵工厂、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油厂及修理厂。年11月，中央军委指出，“欲求敌我装备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法实现可能的梦想，”提出要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以量胜质”的提出，既是对敌作战的战术需要，但更多体现的是对武器装备质量水平的无奈。年8月6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指出“目前兵工厂其实是修械厂、子弹厂，应以修理各种炮及机枪步枪等并多造炮弹为宜”，注重增加军工产品品种。随着军工生产能力提升和供给水平提高，武器装备质量逐渐成为部队的突出要求。年，党中央提出，兵工生产方针，是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服务。为此必须：A、要求生产品数量众多；B、要求生产品质量优良，检查严格；C、要求生产品成本低廉。D、以生产炸药、炮弹、手榴弹为主，并应根据战争需要，不断求得进步。在可能范围内，制造攻城、攻坦克，以及防空用的武器弹药。还特别强调，生产品的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是总任务与最高任务，这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也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只有质量好，才能在战场上起胜利作用；只有数量多，才能起更大的作用，而成本低，才能不受财政限制，而增加数量。这三者是相互结合一致的。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当军事生产能力逐步改善后，军工产品品种逐步增多，保证武器装备质量的要求逐步明确。（二）注重以技术支撑生产和改进质量。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重视技术，重视“专门家”等人才。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了多项措施，吸引人才，其中的沈鸿、钱志道、杨作材、陈振夏、华寿俊等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受到重用。这些科学技术人才，后来也都成为建立我国初期工业体系的中坚力量。一是支持科技人员创新。任弼时在年《中共中央关于工矿业政策的指示》（草案）中提出，奖励技术专家的发明创造，其试验费用，一般由其服务所在之工矿供给之；如有特殊试验，须费过多者，得请求政府补助。其成功的发明，除由政府给奖外，并得享有专利权。技术专家服务满一定之年限后，得要求深造（包括出国留学在内），其所需费用之一部或全部，由其服务所在之厂矿与政府共同负担之。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决定》就提出，在工业生产战线上的一切党员干部，应当尊重党外技术干部，政府应奖励技术的发明。工人待遇也根据技术和质量水平加以差别对待，如除伙食、衣服日用品、杂费外，“工人按其技术水平，质量产量，劳动态度规定由工厂给付工资二斗至八斗（小米）”。二是重视职业教育。延安时期设立了20多个研究教育机构，其中自然科学院、延安工人学校、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都为开展科技创新、培养质量技术人才作出重要贡献。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以此提高工人的质量技术素养。三是注重质量的标准。对质量技术的重视，也体现要求按照质量标准开展生产上。在边区各公管工厂联席会议上，边区建设厅长刘景范布置年度生产任务的同时，强调“质量标准：半洋布每疋长一〇四尺，宽二尺五寸，重十二斤至十二斤半，经纱一八八〇根，纬纱每寸五〇根……”并对双经单维土布、毛布、毛呢、毛巾等以及纸、肥皂和其它副产品都提出定量的质量要求标准。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专门提出，“要求每项产品要有必须的标准，要有严密的制度和检查，我们的布匹，纱要纺匀，经纺紧，每六寸经纱不少于五十八根，缠纱不少于五十根，……我们的纸要做到纸面大小一致，每斤马兰纸重量最高不超过二十三斤十二两，并要纸浆细匀，……被服要式样合适、针码密、密齐相间。鞋子要质地厚实，针码要细密，底线要拉紧，坚决消减‘礼拜鞋’。火柴每盒最少不得少于九十根，根根能用。重工业产品都做到坚固标准，各种产品，都要保证在一定质量下来提高产量为标准。”从现代科技标准角度看，这些标准都很“粗糙”，但体现了边区开始用标准来评价质量、规范质量的初步探索。四是统一度量衡。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之后，我国很多朝代也多次对度量衡进行规范，以维护经济统一。边区经济发展后，影响贸易和质量的度量衡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边区政府建设厅的职能就包括“关于度量衡之检查监督”。边区政府的文件中，也多有对度量衡进行备注，如《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工资暂行办法》就在“工人伙食每人每月由公家供给小米三十斤”后备注“平秤十六两”。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梁金生等提“请政府统一边区度量衡案”，以票（正式参议员人）“多数通过，交政府执行。”年3月22日，边区政府建设厅就统一度量衡问题发布命令，规定在边区使用度量衡的标准为：尺用2尺正裁尺；斗用30斤斗；秤用16两制秤，保障生产和贸易顺利进行。年4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统一度量衡制度》（努字第98号）,同时公布《陕甘宁度量衡与市制折算法》规定，“度：1公尺=3市尺；量：1公升=1市升；衡：1公斤=2市斤”，特别要求“制订标准市尺及火印一部分发每县各一支。希即督工匠仿制发各地商会，统一制造，并由政府派员检查，加盖火印”，保证了度量衡的溯源一致性和标准计量器具的权威性。边区度量衡开始与国际接轨，建立起基础的经济和贸易制度，方便公粮入库和贸易结算，也从技术角度促进了质量改善。（三）注重质量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历史传承。我们党一直重视质量工作，延安时期的很多做法是对井冈山时期工作的固化和升华。一是提高质量的追求上有传承。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就对武器质量等产品质量工作提出过具体要求。中央苏维埃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一些抗日根据地政府和后来的解放区政府，都设立相关的政府机构，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开展质量管理、检验等工作。4年3月，时任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在福建长汀调研后，专门点出“兵工厂做的子弹”“被服厂做好的军衣”等具体质量问题，要求设立检验生产品的机关（有工会代表参加）来负责检验每日的生产品，必须从加快工作速度、改良技术、节省材料、改善生产品质量等方面来努力，来提高国家工厂的生产。中共中央西北局年7月29日印发《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决定》中提出7项任务，其中的第3、4、5条着重强调质量工作。如第3条指出“为‘质量好，产量高，成本低’而斗争，应当成为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口号”。第4条指出，“各工厂与经济机关，应有研究技术的组织与设备，以便改进工业技术，促进边区工业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顺利地完成工业自给的任务”。第5条指出，“各公营工厂党的组织应继续领导和坚持赵占魁运动，使赵运与提高技术改善产品质量相结合”。二是党对质量工作的领导上有传承。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参与生产管理和质量改进。4年4月发布的《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指出，“支部须保证生产数量的完成，同时须注意质量的改善，应领导不熟练的工人学习更为熟练的工人。”。年1月7日，《中共中央工委关于第一次兵工会议几个问题的结论》提出，“支部是工厂中核心组织，党员应成为职工中之骨干，厂长要依靠支部与党员。工会亦应依靠支部与党员来领导群众、完成任务。凡提高技术与工作效率、创造发明、改进工具、超过任务、克服困难、解决各项自制原料，以及能使生产产量高、质量好、成本低的一切办法，都应奖励。工厂中党的支部的任务除党章上所规定者外，首先要保证工厂生产计划百分之百的实施”。（四）注重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改进质量工作。毛泽东指出，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朱德提出，“我们必须发挥工人的生产热忱，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生产质量。在技术水平很低，机器又旧又少，动力根本缺乏的条件下，高度的生产热忱是进行生产中特别重要的因素。”一是注重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作用。边区曾授予22名干部劳动模范称号，先后奖励乙等以上劳动英雄人。各行各业也树立了先进模范典型，比如农业领域的吴满有、工业领域的赵占奎等。年2月，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要求通过这一运动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的目的。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延安同时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这两大盛会是在西北局直接领导下，由党、政、军三结合组织实行具体领导。[]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向劳动者提出要求，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二是注重开展群众性竞赛活动。经常利用一些纪念日，开展竞赛活动，来完成突击任务，如举行“纪念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年，边区号召各工厂工人开展比武。经过宣传鼓动，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经久不衰。三是注重依靠群众改善生产和管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决定》强调，“工厂的领导干部及党员必须联系群众，依靠职工群众的力量来改善工厂的生产和管理。要建立工厂管理制度，应动员工厂所有党员去领导全体职工为提高质量发展产量而斗争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把产品质量提高。要使全体职工把工厂看作是他自己的家庭一样，在竞赛中继续创造出各业的劳动英雄”。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成为经济建设中的一条重要法宝。习仲勋就指出，“毛泽东曾提倡‘组织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生产成绩，‘组织起来’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三、延安时期质量工作对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及思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从延安时期党领导质量工作历程中总结经验、汲取营养，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从延安时期各阶段经济建设的重点要求看，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这些国家都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改革开放近40年来每年近10%的高速增长，带有数量规模快速扩张的特征，也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等突出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从强调“快和多”转为强调“好和省”。必须加以调整影响转型发展的法规、制度、政策和体制机制等上层建筑问题，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体制机制的完善上入手，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来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进而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延安时期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目标，一直强调的是为赢得战争和保证民生，并且从未偏废。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挥党的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协调作用，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质量上的不平衡不充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一方面要拉“高线”，努力提高质量总体水平；另一方面要保“底线”，严控质量安全事件，通过生产出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增强人民群众的质量获得感，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质量引领与创新驱动“双轮并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经过多年奋斗，我国已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产品体系，其中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业仍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总体竞争力不强，相当部分的制造业领域被长期抑制，甚至固化在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由此导致我们既能生产“上天入地”的高端装备，但也面临“造不出圆珠笔珠”的尴尬，甚至出现“海外扫货、背马桶盖”等消费外溢现象。在产品开发上，科技创新解决的是单项技术难题，推动实现技术的飞跃；如果要定型批量生产，必须通过质量管理、标准化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工况稳定性。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重视科技创新的动力作用，也要重视质量的支撑作用，加快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加强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新，扭转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推进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推进质量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加强质量综合治理。质量原是经济学概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多地具有社会属性，需有效政府、活力社会和市场机制并举，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政府层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工业产品、食品、特种设备等质量安全监管，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推动公平竞争。市场层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放活微观主体，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更好优质供给。社会层面，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完善质量信号无衰减传递机制，推进优质优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营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社会环境。（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逻辑：加快职业人才建设和技术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重视技术和人才工作，强调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要求掌握核心技术。延安时期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建设，用专业人才管理专业化生产，都是好的经验。要弘扬科学家、企业家和工匠“三种精神”，强化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质量职业教育，培养我国自己的质量大师和技术专家。要强化质量技术服务，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等国际公认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搭建质量提升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全社会提供质量培训、咨询、会诊、攻关等综合服务。（本文有删减）本文来源：《中国质量技术监督》年11期责任编辑：马鸣投稿邮箱：samrd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