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崇尚的实事求“是”，意味着既然尊重革命的历史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要改造自然，不能将现实本质化和“自然”化；既重视群众的经济合作，更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引导，这才是真正的“组织起来”。在这种新型的合作组织中，在制度内外，如何有效地处理了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让个人致富并带动他人致富，这样的共同体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新社会”，这样的农村就是一个希望的空间，这样的农民就是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的“新人”，这样的新人才是从中国革命内部诞生的真实的主体。—GROUNDBREAKING—“细腻革命”：革命无“小事”，扫地挑水正是大事年前后，是毛泽东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促成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首先归功于革命者在实践中对中国农村的重新发现与理解，红军由此养成了每到一地，先做调查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实地调查，是现代治理的起点，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的农村调查与此前乡村研究派的差异。毛泽东在其十余次的农村调查中，每一次都有对前一次调查的深化和超越[1]。土地和人口调查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逐渐触摸到了中国的地方性，并能在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这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当代”意识的诞生，即如何正确改造世界。年，当斯诺问毛泽东苏联对中国革命有何影响时，毛泽东已经能够明确回答“革命不能输入”。在他看来，革命须立足本土的历史条件，从实践中生成。这也并不意味着革命必须因循顽固的中国传统或“地方性”，“革命”不能输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却必须输入，由此看出他对共产主义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辨证理解，这种辩证活动不仅指普遍性对具体性的提升，还意味着革命如何由普遍性抽象出具体性，为二十世纪的当代世界创造出新的普遍性。革命不能输入，意味着革命总是要发明和创造它自身的形式，以道成肉身。在漫长的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道路中，历次革命的幽灵都试图寻找到自己的肉身以复活。年前后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毛泽东反复地提出中国革命的“民族形式”问题，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开始寻找并创造革命的前提。这样看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就不再是一个文艺学问题，而是一套政治哲学。它不仅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更提出了革命的“文艺性”，即通过寻找革命的“文学性”来把握革命的丰富性和政治的主体性。因此年，毛泽东同时强调了研究的重要：要“了解中国是什么东西”，也就必须调查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要求党史研究者要重点研究中国问题，不能“言必称希腊”。“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如果说“中国作风”强调了革命的中国性，而“中国气派”则又在寻求更高的普遍性的胸襟和格调。探索中国革命的“民族形式”，首先必须回答中国的乡村问题。中国革命要想成功，“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从乡村起步的延安道路，不仅要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还要克服俄国十月革命对乡村的处理方式；并回答中国前几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应该说，面对晚清以来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唤起民众”，重视乡村的组织，这是明清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20世纪20年代起，从孙中山到梁漱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试图“到民间去”，也出现过轰轰烈烈的以造“新民”为目的的平民教育运动。无论梁漱溟还是晏阳初，他们都意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乡村是关键。梁漱溟发现历代变革之所以失败，皆因未能触动乡村之根，他看到了预见到中国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特殊意义，以及文化对重建道德，振兴国力的重要性，因此他的乡村建设最重视培养人的精神。在重视对乡村社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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