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中南海里，黄怒波26岁成为中宣部最年轻的副处长，29岁成为最年轻的处长，却在一帆风顺时不顾反对“下了海”，如今已经成为传奇的他在三十年前为何会如此冒险？回首三十年的人生经历，他都在想些什么？
三十多年前的我
文\黄怒波前两天我们在开《中国经营报》年会，主持人在会上问每一个人，“三十年前，年，你在哪里？”我突然就想起自己差不多都忘掉的过去。轮到我说年我在哪里，一想，我是在中宣部。干什么呢？在中南海上班。三十年前的我无法想象三十年后我会站在这里。
黄怒波先生
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往上走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气氛特别好。大家尽管有争论，但是一致认定，我们要改革。我那时候在中宣部，是在干部局的，每天骑一辆自行车，在中南海里面骑着走。
中南海很大，东西南北的门，分不同的证，我的证就是通行证，哪个门都可以出去。有一天看两个人在路上，中南海路也不宽，有一个人在前面，走在路中间，个子也不高，我就使劲按铃铛，意思是你让开吧。然后那两个人就停下来了，回头看我，一下把我吓得跳下来。谁啊？胡耀邦，带着他的秘书。
胡耀邦很诧异，他的秘书很愤怒地瞪着我。我就站在路边不敢动了，他们转身走了。第二天下了一个通知，见了领导要下自行车。后来中宣部搬进了靠近紫光阁的地方。紫光阁就是总理接待外宾的地方，每天能见到不少人。但是那个年代很平等，大家也很朴素。
昨天我见到咱们的文化部部长，部长说你当年干什么，我说在中宣部，后来就出来了。我说你的一个常务副部长是我当年调来的。他说是吗？我说我当时在干部局，当年是从人民大学把他调来的。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他看见我，跟所有人说：“快过来，这是我的老领导。”旁边人看是个土豪，怎么会是常务副部长的老领导呢？我如果不走，我一定可以是个副部长。
可以说，在中宣部我确实受到了很严谨的训练，廉洁而且朴素。为什么呢？大批从干校回来的老同志，都是从延安时代，从解放战争时代过来的老同志。我在干部局，每个人的档案我都看。我们的档案就这么薄，他们的档案那么厚，有几摞。我看着风风雨雨，历次的政治运动，所有的都看。这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倒了，到干校去了，几十年后回来，无怨无悔，干劲十足，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作风，就是严谨。
后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来了。知道中央在极为激烈地讨论，中国往哪里去。最终改革的意见占了上风，这要感谢耀邦同志和老一代的人。到20世纪90年代，小平同志大力讲改革，尤其到年，出现了改革的大潮，我在中宣部再也待不住了。
黄怒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至今仍在进行诗歌创作
此前的我，原想毕业了，可以留在北京。而留在中宣部，是想也想不到的。当时在中南海里工作，我和所有的领导人都照过相。而当时一家报纸“黄山日报”，这四个字都是我通过小平同志的秘书，请小平同志给题的。
现在我就无法想象为什么大家还往行政机关里钻。当年没有办法，我大学毕业了，不去中宣部就得回宁夏，可能在黄河边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现在也该退休了。但是在中宣部的经历，让我感觉中国要发生大变化了，看着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我坐不住了，坚决就要下海。但是下海去哪里？不知道。只是觉得可以试一试，除了当官，我还可以干点别的。
那时候北大的人，就不安分。可以说好不容易能进北京了，又不安分到中央机关工作；到了中央机关工作又不安分了，又想做更多的事情；这就是北大人的一个特点。那时我想，不能被这个时代落下，改革开放了，我就要下海。
那时兴“下海”这个词，至于下海是做乞丐还是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接受挑战。为什么？在中宣部我已经待得如鱼得水了，26岁成为最年轻的副处长，29岁成为最年轻的处长，后来任党委委员，分管青年工作。对于团的工作我很熟悉，再往下发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那时候，整个社会是热气腾腾的。所以我讲“我们是谁”。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感应下，勇于下海的第一代人。这个，要比现在的许多人强。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企业，不知道命运在哪里。我坚决要走，中宣部领导不同意，他认为这么培养你，你为什么要走？后来磨了一年，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我说：“我是中共党员，我走到哪，都是给党工作的。你为什么非留我？你留得住我的人留不住我的心，你何必留我？”那个时候朱穆之在外宣小组管我们，朱穆之批了三个字：让他走。
我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宣部，但现在我知道在中宣部我是个传奇。绝大部分人都是升官走了，我就不举例子了，但新来的人一定知道黄怒波。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中宣部出了个人，那个土豪，那个登珠峰的人是我们中宣部的人。很多人在不同场合都说：“啊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一定非得守着皇家大院。当然，出来以后还是挺苦闷的，不知道干什么。不像现在的你们，太幸福了，创业，有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给你们提供知识和平台，有我这样的人过来给你讲创业过程的酸甜苦辣。
当时谁给我们讲啊？举几个例子，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做企业）什么是体验。我们那个时候就看书，我们做企业的几乎人手一本《胡雪岩》。当时为什么看呢？因为觉得胡雪岩好了不起，没有文化，也没有钱，自己就做成了一个那么大国家级的商人了，觉得中国社会我们得学这样的东西。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还在争论：到底是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那个时候做的一些事，还冒着险。比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当时政府做了决定，不能抓他。要抓了这个人，改革开放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当年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所以我们是谁呢？就是一种原生原发的土豪，也应该说，我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幸运儿。我没有甘于平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虽然后来也吃了很多苦，把所有都经历了。
酷爱登山的黄怒波
当然，回想起来，我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下乡插队，很多日子真的是不堪回首。我记得插队的时候，有一年，我们把麦子刚刚割倒，下了一星期的雨。麦子割倒以后，必须要把它收起来，放到场上，去打场，扬场，麦子才能收好。但是下了一个星期雨以后，麦子在地里，又把芽长出来了，这一年的收成就没有了。我和农民都站在地头哭，哭的不是自己一年的工分没有了，而是我们的心血啊！你知道种麦子有多难吗？那个年头，冬天早上四点多起来，在黄河边手冻得不敢伸开，套车、拉粪，然后到地里去撒，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干过来的。
到麦子快熟的时候，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天天轰麻雀，我就拿着那种打云彩的土炮，站在田边，看这儿麻雀多了，放一炮，麻雀跑了，然后又落到那儿去，天天跟麻雀战斗。那个岁月，我也就十六七岁啊，经常累得一回到我们知青宿舍的土炕上或躺到地上就什么都不想吃。每天早上起来，门口渠沟里的水，冰的要死，也得刷牙呀。晚上，我们就在灯下读《资本论》。没有电，就拿拖拉机用的柴油，一夜油灯下夜读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脸和鼻子哪里都是黑的。有一次晚上看得太累睡着了，柴油灯就倒在我的炕上，把我的一件军大衣烧了一半。
回想这段日子，这段日子不可能再回来，你们这一代人不会经历到，但是却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你们看到的陈东升、王石、冯仑，都是这一批人。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知道改革开放的伟大，小平同志的伟大，不容易。所以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幸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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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怒波
编辑：守拙堂陈峤
内容和资料来自《北大15堂创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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