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新闻定义”，强调“事实”是新闻的“本源”父亲主管党的宣传工作达22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不仅提出了党的“双百”方针、“教育方针”，年8月，在延安还提出了我党的“新闻定义”。当时延安正处于“整风”阶段，由于进延安有各种阶层的人，对“新闻”的理解和定义也有多种多样，什么“政治性”、“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完整性”等等。父亲认为，这些“性质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拿“性”来作为我党新闻的“定义”。“定义”是个宗旨，是个不变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那就是“事实”，“事实”才是我党新闻的“本源”。父亲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故此，他提出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导”。短短14个字，是现今大学新闻系教科书上所列10余种国内外“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个定义，但却蕴含了全部的新闻要素。父亲“新闻定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事实”与“新闻”及“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他把政治排到了“第二性”，而不象多数领导同志把政治列为“第一位”。这是个大胆的创新和突破！父亲认为：“事实”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则是第二性的，“政治”也是第二性的，因为其中增加了人为的因素，以人的意志和社会的需要转移成了多种多样的新闻作品。他始终认为：“新闻的真实性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一定要认识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的‘性质’，包括‘政治性’在内，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父亲不赞同在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前提条件”下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他说，是否为了所谓政治，就能说假话，就能去报喜不报忧，就能去欺上瞒下？这是在强奸民意！混帐新闻！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集团有集团的“政治”，地方有地方的“政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始终是实事求是。年3月，父亲撰写了《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年1月，父亲在《新华日报》创刊8周年之际，又撰写了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再一次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它对于社会，对于人民，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晚年的父亲又曾多次对相关同志说：“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性的还是这个问题。”要求新闻工作者事实求是的理念，陆定一一生都没有改变。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的“迫害诬陷风”等，已经教训惨重。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与一些地方党风不正的“假大空”报导和一些人将“政治性”混淆为“第一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共谈判中两次遇“空难”，险些当“四八烈士”在延安时期，受党指派，父亲参加了国共谈判；同时,也是我党参加“和平建国政治协商会议”（注：现时一般称作“旧政协会议”）的7位中共代表之一，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在这段工作期间，父亲身临其境遇到两次“空难”，一次化险为夷，一次险当烈士。第一次是在年1月的“旧政协会议”期间，会议31日闭幕，在延安工作的周恩来和陆定一是中共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在30日前赶到重庆参加“闭幕式”。29日，周副主席和父亲俩人乘机从延安赴重庆，机上除随行工作人员外还有江青，她要去重庆看“牙病”，再就是一位“小乘客”—叶挺同志的女儿杨眉。那天的气候特别恶劣，飞机到达西安后不得不停留一夜。30日上午飞机又起飞，当进入秦岭上空时突遇冷气团，飞机两翼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不断急速下坠。机长一面命令丢弃行李杂物减轻飞机重量，一面命令所有人背好降落伞。但发现杨眉的座位下没有伞包，所有的乘员中缺少了一个降落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伟大的周副主席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已。他制止了其它同志的劝阻，解下了自己的降落伞,亲手给杨眉背上！这种伟大的革命献身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机上的每一位同志!幸好，后来，飞机飞出了冷气团,在下降中机身两翼的冰层也逐渐融化，飞机又重新升高,才化险为夷。同志们经历了一次生死的考验，并被周恩来副主席）的无畏精神所鼓舞和激励。第二次是在年4月8日。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建国纲领》的谈判过程中，中共谈判代表团决定由重庆飞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情况。乘此飞机的有中共谈判代表团的成员王若飞、秦邦宪、陆定一，还有刚被国民党释放的叶挺以及家人，还有邓发同志、黄齐生先生等。起飞前，周副主席来送行，见到父亲，周副主席对父亲说：“你不要回去，昨天国民党报纸又在骂我们，你要留下来写文章反击”。就这样，父亲又从飞机上下来，没有和其它同志一同回延安。此机回延安途中在“黑茶山”失事，机上的同志全部遇难，故障原因至今不明，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给我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父亲本来决定乘这架飞机，机上的名单也已报延安，得知飞机失事，我母亲十分着急悲痛，后来才知父亲临时被叫下机，才幸免于难。
为毛主席做翻译,直译“纸老虎”父亲会4国外语，特别是英文和俄文。在延安，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述，就是父亲向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直接口译的。据记载，采访是在“年8月6日”，实际情况是，头一天，父亲带她乘卡车前往杨家岭毛主席住处，但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雨，延河水暴涨，路面被水淹，道路泥泞，只好返回。第二天下午，她又在父亲陪同下前往毛主席住处，才进行的采访。在采访中，当主席向美国记者说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时，作为翻译的父亲为了难，这个中国民谚的“纸老虎”怎么翻成英文的类似民谚呢？父亲按照列宁论述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的思路，将中国民谚的“纸老虎”翻译成英语民谚中的“稻草人”，并向主席作了解释，但主席不满意，认为并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的意思，他叫父亲不要考虑民谚对译的问题，让父亲用英文直接翻。故父亲又直译为“Papertiger，thetigermadeofpaper”。毛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之后的国内和全球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主席很喜欢这句话。年，中美握手，年2月17日,毛主席接见美国基辛格时说：“我发明了一个英语词汇，纸老虎papertiger。”基辛格接过话头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即在年陆定一去世后，又出了一些所谓名人《传记》，甚至连前几年新华社的通稿都刊登了当时“马海德”也当翻译参加了那次采访的所谓“回忆文章”。并说，当选择什么词汇来形容“一切反动派”时，毛主席和陆定一都陷入了沉思中，一时找不出个恰当的词来，是马海德提出了“纸老虎”这一名词。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第一，党的领袖毛主席在对外发表重要谈话时，从来未用外国人来做他的翻译（注：与白求恩类似，马海德是个外国人、国际友人），而一贯是用自已党內的同志来翻译，以对政治负责；第二，美国女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她是“中央宣传部”的客人，是由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来接待和安排其活动的；第三，说毛主席在定义“一切反动派”时找不到恰当的词来比喻，是由马海德创造了“纸老虎”一词。这是胡说！因为毛主席早在这次谈话的6年前，即提出了“纸老虎”这个“政治术语”,不是此时马海德的创意。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声讨汪精卫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部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第四,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陆定一这两位“第一当事人”对这次采访、翻译过程的回忆文章中，也丝毫没有发现里面有“马海德”的任何踪迹。在这两位当事人都去世了之后，一些人胡编出没有当事人能证明的种种“野史”。可以休矣！主席临时决定，父亲改随“直属队”转战陕北年3月，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利使他向解放区的进攻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进攻的重点一个是山东解放区，另一个就是陕甘宁边区—延安。胡宗南调集了20万大军向延安进击。中央对撤出延安早有准备，决定兵分两路：刘少奇、朱德等同志率中央机关转移到晋绥一带；毛主席不愿过黄河，他要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以提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留下周恩来、任弼时两位书记随他转战陕北。按原定安排，父亲是要跟刘、朱去晋绥的，他的文件和书籍等都已经运走。一天，父亲在街上偶遇毛主席。毛主席问他在干什么，父亲汇报说正在做撤退的准备工作，毛主席说：”不，你留下来跟我走“！就这样，父亲被留在了“中央直属队”，只让家属随中央大部队转移到晋绥。“中央直属队”是一支不足人的灵活机动部队，负责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并为中央和军委工作。其中，由任弼时同志任司令员，化名“史林”；由父亲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对外保密，毛主席化名为“李得胜”；周副主席化名为“胡必成”。这支不足人的部队保障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全局指挥工作，保卫了毛主席和央央的安全，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层层包围和夹击下，来回穿插迂回，破除了敌人的种种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父亲论：有时候距敌人的追击只差10几、20里路，有一次，毛主席和他们在山梁，而山底下就是敌人的追兵。父亲讲，这全靠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指挥，还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他说，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有群众就会心明眼亮，而国民党一遇见群众，就变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报也得不到，怎么追我们。取名“德德”感党恩，反被诬成“反党”我年生于延安，家里给我取名叫陆德德，想不到这个名字在“文革”中，却成了父亲的反党罪证。年，是延安边区最困难的一年。当时，国民党对延安进行封锁，并停发了军饷，延安的部队到冬天穿的还是单衣。在环境条件这样恶劣的时候降生了我。因为是早产儿，刚出生时我的体重仅仅有4.5磅。妈妈没有一滴奶水，我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镑。对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来说，这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延安只有一头奶牛，每天，警卫员过河去取奶，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家只能分到一瓶奶。朱德总司令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奶让给了陆家。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我用。后来，李井泉同志的夫人小李阿姨，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过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给我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可以说，我是被用“革命的奶水”哺育成活的。对于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革命友情和无私帮助，我父亲和家里人都很感动，为感谢党的恩情，给我取名为“德德”，一是为纪念朱德，二是为提醒我今生要以德报德。直到年，我准备参军上大学时，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了，才提出要改个名字。那是在一次观看文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父亲向郭沫若同志提：“我孩子马上就要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吧。”郭老就问一旁的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德德”。郭老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但这个寄寓了美好期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陆定一反党的一项“重要罪状”。林彪和“四人邦”诬陷“陆定一给他儿子起名字叫‘德德’，一个德是朱德的德，另一个德就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分子，说明陆定一很早在延安就有反党之心。”革命同志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情义，与“四人邦”的残酷迫害，真是天壤之别啊！（讲述者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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